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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看「台北人」，是國中一年級某次月考完提早交卷後無處可去，只好躲進學校圖書館，隨手就拿起來翻。

台北人一書共有十四個短篇小說，闡述的是十四個由大陸撤退來台、無法忘懷繁華的故事。十三歲時初閱並無特別感覺，對白先勇筆下那些經過十里洋場與戰亂的人物內心的驕傲、遺憾、回味、思念，只覺得矯情。

年輕時別說是鄉愁，連「愁」之為何物都懵懵懂懂，不明白世上的確有許多無可奈何，年輕的我迷戀美麗的文字，對欲語還休的惆悵囫圇吞棗，如牛嚼牡丹。

十五年後重讀此書，竟如初閱，當年的尹雪艷不是現今的尹雪艷，當年的金大班不是現今的金大班，當年的我不是現今的我。白先勇驚人的細膩像一根針插在人心最經不起敲擊的地方，關於那些或許不盡相同的、不想面對的遺憾，其實也都是同一種心情。

我一直很喜歡東野圭吾的作品，不只是因為劇情夠商業化、夠流暢，也是因為他的每一本作品都有一個真正想探討的社會現象。

吾友紐西蘭偽仙女經常問我為什麼對言情小說的評價總是不高，我想差別就在這裡，因為不管寫得再怎麼優美動人，那怕劇情淒美到令我潸然淚下，但是無法反映時代或令人省思的作品，並不能真正感動我。

東野的作品被喜愛與不被喜愛的理由應該相同，那就是字裡行間對人間絕情毫不掩飾的描述。

徬徨之刃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有興趣的一本，不過因為銀彈不足一直沒有勇氣下手，直到前陣子發現手頭還有幾張博客來的e-coupon，一時屁股發癢就下單了。（好，我承認其實我還買了其他七本，是有點衝動啦。）

東野另一本作品「手紙」（台譯「信」）曾改編為電影，徬徨之刃與手紙是很有趣（或者也可稱之為很矛盾、很奇特、很殘酷）的對比，手紙以兇殺案兇手及其家屬的角度，描寫社會對受刑人及其家屬的歧視，而徬徨之刃則以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角度，描寫法律如何無法安慰死者及死者家屬一事。

當我在電話中向吾友主婦奇葩推薦此書時，她很沉痛地（雖然不清楚是不是一邊挖著鼻屎摳著腳丫，但可以確定是一邊啃著三明治）告訴我，身為三個孩子的老木，她不太喜歡看這麼負面的東西，雖然說她的女兒的確必須面對這個險惡的社會，她的兒子也必須面對許多誘惑，但是她不想看這種會讓她一直焦慮思索導致失眠便秘的東西。（好吧，我承認便秘是我自己加的。）

或許對家有幼兒的家長來說，東野的確有些太殘酷，他一語道破的其實是根本無法改善卻真實存在的問題，從殺人之門裡的詐騙，惡意裡無法抹滅的惡，湖邊殺人案的可笑升學主義，白夜行裡無邏輯可言的晦暗人性，徬徨之刃中，明知不對卻無法遏止，恨意的失控。

每個人都明白冤冤相報何時了，每個人都知道以暴制暴是錯誤的行為，可是如果今天被施暴的不是毫不相干的路人，而是自己摯愛的家人時，還有幾個人能如此豁達？我在書裡每一個轉角處都會問自己，如果是我會怎麼做？

有人說本書沒有入圍直木獎是因為設定太老梗，有一種太過的煽情，乖巧可愛的受害者、溫柔慈祥工作穩定的父親、無所事事又是慣犯的加害者、充滿同情的警察，連復仇的父親路上所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幾乎是非置加害者於死地不可。

人權團體與法律專家的著眼點的確是以改造受刑人、讓他們可以恢復正常回到社會、為社會盡力為主，現在世界更吹起一股廢除死刑的風氣。

只是我在想，有些不可挽回的事情，跟加害者是不是未成年是不是其實沒有關係？在這個資訊過度的年代，成年的標準是不是應該下降？對那些心智未成年，但是體力已經成年的人，到底該將他們歸類為成年或未成年？一個小學生不小心將同學推倒致死，和一個高中生蓄意擄殺少女，都是未成年人的犯罪，應該予以一樣的保護嗎？

壞掉的苗根子，是他一個人的錯嗎？但就因為不是他一個人的錯，被傷害的人就只能自認活該嗎？如果這種傷害是無法挽回的呢？如果有些人的確是不會反省的呢？

昨天下午我在我家防火巷看到一群手拿棍棒、頭染燦金的少年，講話都以三字經做發語詞，正竊竊私語著商量，似乎聽到「丟石頭」「砸玻璃」之類的，不太確定，在當下，我真的覺得很悲哀，社會底層的確蠕動著某些無法控制的因子，人們學會避開，但那些不小心沒有避開的人呢？

也許我們可以閉上眼睛不看那些醜惡，但不代表醜惡不存在，或永遠不會發生在我們身邊。